一、背景介绍

在复杂的城市系统中，伴随伴侣动物饲养、动物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可能形成动物-人类界面的病毒传播链。这一界面成为跨物种传播和病原体进入新宿主种群的关键环节。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研究证据表明伴侣动物可以传播这些新病毒。以2003年SARS研究为例，伴侣动物的主人没有表现出更高的SARS临床风险，因此人们没有必要担忧家养伴侣动物的疾病传播。尽管如此，每当新的传染病出现时，伴侣动物的风险问题往往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甚至造成不可控的冲突事件。正如在2019以来的疫情防控中，我们看到诸多有关伴侣动物被违规“无害化处理”的新闻，部分公众认为此举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但更多的是对此行为进行谴责，并流露出对自家伴侣动物的极度担忧。

二、城市伴侣与空间动物

动物地理学（animal geographers）能够认识到非人类动物的自我和主观性，并分析特定地点和空间中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目前，在城市空间中人与非人类动物的互动，以及不同空间如何塑造人与非人类动物关系的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就伴侣动物而言，TA们成为了多物种家庭的家庭成员，能够激发人们的产生相应的行为，如表现出家长行为等。TA们成为家庭成员，有自己的名字，甚至有自己的玩具和房间。人们对待伴侣动物是基于支配和感情的结合，一方面与伴侣动物存在情感互动，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训练使伴侣动物学会一定的符合家庭生活的相互模式。

三、医务言论与伴侣动物风险认知

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医务工作者被定位为拥有较高地位的社会身份，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他们对疾病预防的建议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但人们会对医务工作者的言论进行解构重建。例如面对部分人对伴侣动物可能传播病毒的观念，饲养人选择重建医务人员的话语，以证明日常接触伴侣动物是绝对安全的。因此，双方对医务话语的利用，消减了双方对话的空间，导致在日常抗疫中发生诸多矛盾。比如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缺乏专门的伴侣动物公园。在封闭的有限公共空间里，饲养人、伴侣动物和其他居民不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中频繁见面。在疫情期间，公共空间中的相关冲突变得更为明显。

四、动物伦理的倡议

随着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开始传播，伴侣动物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变得未知甚至是负面的——尽管大多数关于负面关系的争论是基于偏见、物种歧视和未经科学证实的恐惧。公众开始对伴侣动物产生病态恐惧。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疫情期间复杂的媒体景观，多数媒体热衷于通过恐惧宣传吸引公众注意力，制造网络热点。

为了防止人类感染而遗弃甚至杀害动物的行为将人类中心主义、物种歧视展示得淋漓尽致。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将非人类动物视作人类发展的资源，从不基于道德伦理考虑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需求和欲望是否合理。基于这种观念，一些人认为在疫情控制中，人的绝对安全是头等大事，如果必要，可以处死可能传播病毒的伴侣动物。但也有居民认为，伴侣动物和人类一样重要，永远不应该处决TA们，即使TA们有感染的风险或已经感染。

五、结论

首先，该研究证明了“伴侣动物作为人类财产的地位的脆弱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伴侣动物既是商品，也是高度商品化的投资场所。在灾难风险来临时，被当做私人财产的伴侣动物宠物往往被忽视，人们因为害怕感染而放弃伴侣动物的事件常有发生。其次，城市应急管理决策者应响应部分群众的呼应，将伴侣动物纳入应急方案，制定特殊的伴侣动物应急计划，以促进公共卫生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