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最后，我想就鱼类抵抗的概念化以及这种概念化在思考我们如何干预人类对动物的系统性暴力方面的潜力发表一些简短的看法。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在考虑如何对待鱼的时候需要放弃福利手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鱼类福利方面的进展相对较小，至少相对于人类使用的陆地动物而言，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原则上，改善鱼类福利的倡导者应该支持任何能够减少鱼类在被人类利用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的改革方式。可以说，随着通过水产养殖获得的鱼的消费在全球范围内按比例增加，围绕福利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水产养殖业不可避免的增长将给动物权益保护带来一系列的机遇和危险。一方面，与野生商业捕鱼相比，我们更有可能对工厂化养殖的鱼的福利结果进行控制和管理，毕竟水产养殖的鱼受到了全天候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加强对宰前和宰杀条件的管理。另一方面，就像工厂化养殖的陆地动物一样，我只能想象我们可能会看到人类加剧对鱼的使用强度，规模经济将与福利结果产生交叉作用，当鱼被暴露在密集的、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系统中时，新的恐怖就会出现。

  正是由于后者的原因，我认为有必要探索人类利用动物问题概念化的新方法，而且迫切需要发展出新的框架/表述。正如我所论证的，如果我们能把鱼理解为受制于大规模的暴力系统，并认为鱼对这些暴力系统抱有抵抗，那么这就提供了一种为动物想象社会正义的方式，这种正义超越了对痛苦的救济，而是对人类强加的暴力的救济。这种观点要求我们不仅仅是把鱼想象成可能受苦的生命，而是宁愿不被利用、宁愿不死的生命，是积极抵制人类迫使它们屈服于这些目的的生命。采用这种观点至少可以改变一些关于鱼类和渔业的常见用语。例如，一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可能使我们摆脱有害的概念，即鱼是从海洋和河流中「捕获」（harvest）而来的被动对象。此外，将鱼作为抵抗性动物的框架也许同样能够改变公众的看法，使他们理解与捕鱼有关的技术——鱼钩、鱼网、养鱼场——是专门用来向那些不愿接受这种暴力的生物施加暴力（即「武器」）的工具。重要的是，鱼是否受苦并不是理解鱼是否反抗的核心。鱼是否感到疼痛可能对权衡我们强加给海洋动物的暴力的严重性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但它并没有改变暴力正在被强加，而且有一些生物正在抵抗这种暴力的现实。

  最后，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观点，承认鱼类的抵抗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将鱼类作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共同创造者（通常是不情愿的共同创造者）。我们针对鱼类的暴力系统——将海洋或养鱼场与餐桌连接起来的漫长的食物供应链——多少归因于鱼类的抵抗，因为工业和经济是从化解这种抵抗中产生的。这种将鱼类抵抗问题概念化的方式既是令人清醒的，也是可以赋能的。它令人清醒，因为这么多潜在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创造力——都被引导到了这么多的暴力中；越来越多的动物倡导者都在据理力争，认为这种暴力是不必要的。同时，以这种方式考虑鱼类的抵抗也可以赋能，因为理解鱼类可能的抵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去理解非人类的政治能动性对我们周围世界所创造的巨大贡献的方式。在我们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各种动物自愿或非自愿地担任共同创造者，我们的世界将是无法辨认的；这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假如我们想与未来的动物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我们的世界需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讨论考虑抵抗的价值及其对思考政治结构和变革的用处时，Hardt和Negri说：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问：抵抗是否先于权力？社会斗争是否先于，并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的重组？事实上，我们还没有为它提供论证——准确地说，我们一直以来把它当作一个公理。我们的书试图证明，从底层开始阅读历史是合理的，但这真的不是某种论证。不过，更有趣的是这个公理的「政治效果」，它突出了抵抗的力量和社会斗争的力量......如今，当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和新的世界秩序时，感到自己和我们的社会运动无能为力实在是太容易和太常见了。这种方法可以作为一种用来解决这种愤世嫉俗和无能为力的感觉的解毒剂。这不是说要假装我们有力量，而是认识到我们真正拥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创造了当代世界，也能创造另一个世界。

  鱼创造了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它们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与鱼的主要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暴力和寄生的。我们完全是靠它们的创造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认识到鱼的抵抗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如何与鱼建立联系，而不仅仅是找到新的方法来化解它们的抵抗。如果我们与鱼类合作，支持它们的创造力，而不是一味地和它们对着干，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