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抵抗”的概念化

  在动物研究中，有不少关于动物抵抗问题的有趣学术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也许是 Jason Hribal的著作。他通过历史案例研究，记录了动物挣脱人类控制的例子——冲破栅栏，逃离屠宰场，与人类控制者搏斗，致伤那些挡在它们前面的人。Hribal的方法是利用历史信息来构建动物抵抗的叙述。例如（与我在这里对海洋动物的关注有关），Hribal 叙述了 Sea World 海洋公园的一只名为Tilikum 的虎鲸的持续抵抗行为（该抵抗行为后来在纪录片《黑鲸》中出现）。在这些案例中，动物的抵抗被概念化为对人类统治有意不服从的行为。我们有充足的资源来理解「大鱼」的这种抵抗，因为它是西方文化想象的一部分。例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就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它讲述了亚哈船长和白鲸之间的争斗，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统治和抵抗的故事。同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一个关于人类暴力和动物抵抗的叙事，这与动物抵抗所反映的对人类统治的有意角力的观点产生了呼应。在这两种情况中，动物都很明显不想死。我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休闲捕鱼的做法——即为 「户外运动」而捕鱼，其目的是为了享受而不是为了食物——是用概念化的动物抵抗来助长人类的快乐。正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鱼会反抗，休闲钓鱼才成为一项「运动」；因为这些钓鱼行为所产生的所谓快乐和艺术依赖于对动物的捕捉，而这些动物会躲避休闲钓鱼者，并且在上钩后会在鱼线上挣扎（下文会有更多关于鱼钩本身的介绍）。娱乐性捕鱼的做法是，一旦鱼上钩后便开始「玩弄」这条鱼，延长它在钩上的时间，让它为了试图逃脱而游到筋疲力尽——这说明了鱼的抵抗，或至少说是（人们）对鱼的抵抗的一种理解包括了它们对人类统治的不服从行为，在概念上这是娱乐性捕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上述对鱼类抵抗的概念化，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无法合理地说鱼类是以有意的或「能动的」（agential）方式在「抵抗」人类的统治。事实上，这里至少有两个论点可以用来反对上述的抵抗概念。一种观点可能是，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鱼能作为有意图的行动者来反对人类的统治；也就是说，鱼缺乏选择抵抗或服从人类统治的推理（或其他能动性的）能力，任何看起来像抵抗的证据（例如，鱼在鱼线末端挣扎），反映了其「本能」而非「理性」行为（正如我上面讨论的，这是笛卡尔的「动物是自动机」的观点的一个版本）。在观察或类似研究的基础上，为鱼的反抗行为提出一个有经验基础的论点当然是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而且，如上所述，基于鱼的反抗行为的表达和概念化的认识论问题可能会阻止（通过观察研究或其他方式）实际「证明」鱼以这种方式反抗的可能性。如果主要的科学经验方法不能确定鱼的能动性和认知能力，那么从经验上就不可能证明鱼是有意在抵抗人类的统治，这就如我们对待鱼的痛苦的问题一样，被迫等待科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证明鱼，或者至少是大多数鱼，可能有抵制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表达能动性及其与意愿的一致性，正如Agnieszka Kowalczyk 所说，「非人类的身体所做出的抵抗剥削的行为并非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那样，我们不需要证明鱼行使我们在规范上构建的「能动性」来理解它们对人类统治的抵抗；这取决于我们对抵抗采用了哪种概念模型。

  还有第二种我认为是更复杂的，认为我们不能被说动物/鱼在抵抗人类的统治说法。这种说法是，我们将动物置于如此强烈的暴力和控制的系统中，以至于动物不可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权力关系进行抵抗。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这些形式的统治似乎是单方面压倒性的，并以消除任何逃避的可能性为目的，那么就不存在互动或回应的可能。这是Clare Palmer 早期在讨论动物抵抗的例子中提出的观点。在这一讨论的背景下，Palmer采用了福柯式的方法来论证，对于陷入严酷的统治体系中的动物来说，她认为反抗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任何关系......在与我们的残酷遭遇中，（动物）所有的自发性和几乎所有的交流都被移除了。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在遭受暴力的个体有某种回应或反应的手段来参与权力关系时，反抗才是可能的。当暴力受害者没有感知到行动的自由，就没可能有权力。

  针对Palmer提出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关注用于支配动物的暴力工具，以及这些工具是如何有效地抑制动物积极的抵抗，我们就有可能想象抵抗，即使从外部看，这些关系似乎不涉及竞争或者说这些关系具有单边性。在Tim Ingold一篇重要的文章中，他提醒我们，暴力的目的总是为了镇压并赢过抵抗。确实，如果暴力的对象没有自主性，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逃避捕捉和利用，暴力的技术就不会被使用：

  试想一下奴隶主，他手里拿着鞭子，蛮横地施加严重的痛苦迫使他的奴隶劳动。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奴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奴隶对鞭子的抽打的回应是纯粹的机械反应？远非如此。因为当我们谈到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武力时，我们把抵抗的力量强加给了接受者，而施加痛苦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这种力量。也就是说，使用武力的前提是假设奴隶是具有行动和痛苦能力的，并且是一个人。而当我们说主人迫使奴隶工作时，这种因果关系是个人的，而不是机械的：它是基于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显然是一种支配关系。事实上，「力量」（force）的最初内涵所指的，恰恰是针对另一个意识体的抵抗所作出的行动。这种对抵抗的理解认为暴力工具及其技术发展与它们所针对的抵抗形式密切相关。在这里，反抗的身体促使了对暴力工具的需求，而暴力工具的技术改进是与反抗者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行为相呼应的。

  这种将抵抗视为由生产系统产生，并与之密切相关的观点，与我所描述的「自主」或「工人主义」（operaist）的抵抗模式有关。在理解这种抵抗模式时，我受到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倾向的影响，也受到了 Fahim Amir 更近期的作品的影响，他用工人主义来解释生产系统中动物的从属地位。在这种观点中，生产和交换系统，如资本主义，吸收了系统中劳动身体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这基本上是一种寄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抵抗力被捕获，并通过从属关系的系统被重新部署。其中，即使是看起来缺乏任何动作或抵抗的极端的统治，实际上也是那些被从属者积极的、创造性的抵抗的产物；这种抵抗随后在统治的过程中被收编。

  因此，用于限制和集中支配动物的手段本身就是动物对人类将其工具化的一种积极的抵抗产物。这种自主的或工人式的抵抗模式动态地重新理解了生产的方式，这样，统治系统必须与新的抵抗形式保持同步以提取生产力（这是生产所固有的「吞噬」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正像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所论证的，作为后福特主义生产的工作场所具有新的灵活性（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在家工作，远程工作等等），是资本主义适应工人对福特主义纪律化生产模式的抵抗的结果。正是因为工人通过旷工、通过文化实验、通过日常破坏而主动退出劳动，资本主义才需要对此适应，并重新塑造工作本身以维持生产力。在这里，反抗总是存在，但它只有在有组织的对抗中才会变得明显；如果没有这种对抗，生产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毫无动静，那些受到强烈支配和纪律约束的人似乎总在与生产设备一起协同工作。正如 Mario Tronti 所观察到的：

  工人的斗争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如果没有开启有组织的革命进程，去改变这种力量平衡，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利用这些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社会斗争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斗争中，整个统治的系统机器重新定位、改革、民主化和重新稳定自己。

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自主主义的抵抗观点（autonomist view of resistance）来理解新兴技术和生产过程与动物隔离、养殖和屠宰背景下所产生的对抗之间的关系。例子之一是屠宰场中使用的弧形畜栏。将引导牛群走向死亡的滑道或通道设计成曲线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动物对滑道的反应，即它们畏缩和后退的可能性。由于曲线的作用能使屠宰过程顺利进行，并配合（而不是抑制）动物的行动，这些弯曲的畜栏直接回应并「润滑」了动物的反抗。在这里我想清楚地指出，这种对抵抗的吸纳并不一定导致动物痛苦的增加；恰恰相反。用这种方式抵制阻力可以提高动物福利；可以说，弧形畜栏减少了动物死前的痛苦（至少在压力方面的痛苦，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认知和预期）。然而，曲线的作用还在于管理阻力，使屠宰过程顺利进行，使人类利用动物的功效最大化。身体塑造了生产过程，而生产则塑造了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动物的「能动性」（至少作为抵抗性的代理者）成了一种政治主体性。Hardt和Negri指出：「因此，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能生产出商品，也生产出主体性。他们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背景下生产出代理者的主体性：他们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身体和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在生产生产者。」

  在某些方面，以这种方式思考抵抗是在用一种不同的「关系论」（relational approach）来思考我们如何与动物接触。目前「关系论」在人类动物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如Clare Palmer、John Law（下文讨论）、Donna Haraway和Elspeth Probyn所提供的观点。其中，至少有一些方法相当明确地质疑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二元论」——例如强调人类单方面支配动物的动物权利论——而侧重于共同的关系和工作形式，即动物和人类「共同塑造」彼此，并可能从彼此的关系中获得互利。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与这些方法不同，因为我认为冲突才是思考关系性的起点：我们与动物有关系，但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敌对关系。如我在下文中得出的结论，我们不需要将这种冲突认为是一个死胡同，而是一个可以构成不同的（且期望是不那么暴力的）关系的潜在开端。

三种技术：鱼钩、围网、水产养殖

  在这种将抵抗概念化的基础上，我以三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怎样将鱼类抵抗概念化。它们是三种专用于捕获、利用和宰杀鱼类的技术：鱼钩、围网和水产养殖。对这三种技术的指认都符合我在上文描述的自主或「工人主义」的抵抗观点。这些例子都以这样的理解为框架：即这些技术的目的正是为了化解和镇压抵抗而产生的；因此，这些技术本身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捕鱼操作中所涉及的限制和抵抗的积极政治（active politics），而不必证明鱼是否显示出具有规范定义的意向性和能动性。   

  钩子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捕捉动物的技术创新之一。这一技术的发展使会逃避捕捉的海洋动物能够被猎杀，就像陆地上的动物那样。Richard Klein和Blake Edgar 在描述非洲 Klasies 河口洞穴中1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遗骸证据时指出，这些人很可能是这样避免了对抗和危险的狩猎行为：

  这些人倾向于避免与更常见、更危险的水牛发生冲突，而去追逐一种更温顺、更不常见的羚羊：麋鹿。水牛和麋鹿都是非常大的动物，但水牛会抵抗潜在的捕食者，而麋鹿一有危险的迹象就会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他们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居住在水边的人会捕鱼，反映了与后来的人类的「技术的差异」。鱼类的抵抗与水牛不同：它们逃避捕捉，难以捉摸。只有当渔具被开发出来时，化解这种抵抗才变得可行。（我们）只在较近期的遗址发现了可能的渔具，比如用于加重渔网或鱼线的有凹槽的石头和精心塑造的牙签大小的骨片，这些骨片可以作为鱼饵并像鱼钩一样系在鱼线上。简而言之，只有较近期的人类才毫无疑问地拥有了捕鱼的技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鱼钩是改变人类狩猎行为性质的技术革新之一，它也将海洋作为人类追求动物性食物的「公地」。《福布斯》杂志最近将鱼钩列为人类所发明的 20 种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如果鱼允许自己被动地「捕获」（harvest），那就不需要鱼钩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鱼能躲避人类的捕捉，才有了鱼钩这种设计。鱼钩是一种巧妙的捕捉和杀戮装置。它是一个带有弯曲的尖头，可以装在鱼线上使操作者在远处工作。这种弯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钩子的目的不仅仅是刺穿上钩者，而是将鱼的身体困在钩子上，让它能被鱼线牵引过来。鱼钩经常与诱饵或饵料一起使用。在这些情况下，鱼钩是一种隐蔽的装置；它的目的是欺骗一个可以通过其他手段逃避捕获的动物。因此，鱼钩的设想从本质上就是为了应付鱼对捕获的抵抗。Elaine Scarry 在她对酷刑的经典研究中指出，最巧妙的酷刑装置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身体来对付自己。鱼钩也不例外。当鱼钩找到盘曲的肉体来将其刺穿和困住时，鱼的身体就实际上在和它本身搏斗；鱼会挣扎着对付自己被钩住的嘴（或其他地方——肠道、眼睛），有时加剧了鱼钩对肉体的控制。鱼钩上倒钩（barb）的技术革新——一种靠近钩尖的反刺，提高了鱼钩作为一种技术来反对抵抗的能力。钩子上的倒钩使鱼在被刺穿后更难挣脱；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撕裂才能挣脱钩子的束缚。

  在这方面，目前休闲捕鱼社群内关于「捕捉和释放」是否应基于道德（和可持续性）理由而使用无倒刺钩的讨论很有意思。正如我所说，休闲捕鱼的乐趣来自于鱼对捕获的抵抗。娱乐性捕鱼不只是对刺穿鱼感兴趣，而是对吸引挣扎的鱼的整个过程感兴趣（还有，如果该动物存活下来便再把它放走）。鱼钩上的倒钩提供了防止鱼在被刺中后溜走的额外保障；然而这也可能使鱼进一步受伤或死亡，尤其是当鱼的肠道被刺伤时，这与休闲渔业所宣称的仅仅是将鱼作为运动来捕捉和释放的目的相违背。在某些方面，鱼钩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阻力，以加强捕鱼中的「运动」成分，这应该是让人毫不意外的。例如，「圆钩」（circle hooks）被设计成一个更宽的曲线，以更有效地促进捕鱼运动；这种「独特的钩子形状使钩子朝着阻力点滑动，并嵌入鱼的下颚或靠近鱼的嘴角。钩子的实际弯曲形状使钩子不会卡在肠腔或喉咙里」。我在这里所引用的佛罗里达州海洋资助局（Florida Sea Grant）的研究通告继续解释说，「嘴角或下巴被勾住的鱼往往比被肠道被勾住的鱼更有劲」（fight better）。在这里，抵抗本身、将抵抗的强度最大化，并使其持续下去，是生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的目标，是其存在的理由。一方面，休闲捕鱼向我们展示了鱼类福利的缺失，以及福利考量或鱼类痛苦的可能性对一些捕鱼行为的有限影响。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休闲渔业对鱼类抵抗的投资，因为只有当鱼被束缚在鱼线上直到被释放时才被（钓鱼爱好者）认为是有生产性的快乐，即便这种挣扎和抵抗的过程会导致鱼本身的意外死亡。

  渔网是捕鱼的另一项创新，与鱼钩一样，它有很长的人类使用历史。至少在某些方面，网是一种（对捕获者）区别对待的捕鱼装置：网状的绳索或麻绳能使水流和小型的生物在装置中移动，而捕获较大的目标。在捕鱼的机械化方面，人们非常关注围网捕鱼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拖网捕鱼（网在水中被快速拉动），以及渔网捕鱼中对作为「副渔获物」的特定「高价值大型动物」（如海豚）区别对待的缺乏。像鱼钩一样，网是一种旨在捕获那些本来可以逃避捕获的动物的技术革新。正如我所说，它是人类狩猎的一种古老技术；今天，工业化通过使这种捕猎行为机械化而大大增加了其效率。例如，拖网捕鱼经常使用机器驱动的速度、网的宽度和深度来冲散水中的鱼群；致使鱼游到筋疲力尽，最终向渔网投降。

  围网（purse seine）是工业化捕捞野生鱼类中常用的一种渔网，也是一种化解鱼类抵抗的技术。围网就像一个大的抽绳袋。一张大网——可长达一公里，深达两百米——在一个区域内穿行，然后向内拉，把动物困在里面。这种方法与拖网捕鱼（trawl fishing）非常不同。围网不是只用速度来捕鱼，而是靠隐蔽性来包围它们。诱饵可以是捕鱼作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吸引鱼类的漂浮物或「鱼类聚集装置」（FADs），可以在使用围网之前将鱼类聚集起来。渔网技术可以有选择地瞄准鱼种：「在捕鱼过程中，渔网的几何形状对于了解作业的垂直维度和所包围的体积也很重要，这能决定哪些鱼群和个体会被捕获」。

  这种工业化规模的网捕会产生严重的福利问题。例如，当网被拉进时，很多鱼会被它们上方的鱼压死。在这里，鱼的抵抗力可以直接促进人类的意图。当网被拉进时，鱼会扑腾和挣扎。封闭的包围空间意味着鱼会与其他鱼发生激烈的接触，让许多鱼在这个过程中受伤或死亡。工业化围网捕鱼的有一种做法是逐步收网，并让鱼随着网的压缩增加而挣扎，互相伤害（这就是为什么网收缩时会有血浮在水面上）。然后用泵或「抄网」（brailer）（一种较小的舀网）来获取靠近水面的鱼，其中的许多鱼可能受伤或已经死亡。一旦这些鱼被抽到或抄到船上，网就会进一步收紧，这个过程又开始一遍。鱼类面对自身死亡的抵抗在这里被归为一种手段，用来促进人类捕获野生鱼类的生产力。

  围网捕鱼因此是另一个我们可以将鱼类的抵抗与技术革新联系起来的案例。围网，像鱼钩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技术。但它是和当代技术一起使用的：用于搜索鱼群的直升机，机械化的海上运输，包括旨在串起包围区的快艇，能够将大网拖到船上的普雷特滑轮（Puretic Power Block），能够顺利地将鱼从水中直接提取到甲板下的冰浆的泵。这些技术伴随着年复一年的改进，能更有效地捕鱼；例如，使用浮动装置，或使用我在上文描述过的压缩和泵技术。这些技术和工艺的目的都是为了对抗阻力；它们对效率的提高与它们捕获逃避和抵制捕获的个体的能力都有关系。

  商业捕捞野生鱼类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捕猎形式。如今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机械化捕猎的工业形式在运作的。在这方面，商业捕鱼与其他大规模利用动物作为人类食物的形式并不相同。以工业化农业为基础的驯化在供人类消费的陆地动物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但对「野生鱼类」的机械化捕猎仍然是全球大多数地区获得鱼类食物的主要方式。只要野生鱼的数量足够多，那么至少在目前，人们便可以维持这种捕猎行业；同时，只要发展出的野生捕鱼技术和工艺足够有效（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化解鱼类的抵抗），这种大规模的捕猎在经济上仍然可行。

  然而，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在过去的20年里，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爆炸性增长，大大改变了大型渔业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水产养殖的发展本身就是对鱼类抵抗力的一种技术反应。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捕获的野生鱼的数量或多或少保持不变。正是水产养殖填补了供应其余用于人类消费的鱼类的空隙。一方面，这是出于环境原因：正如专家反复警告的那样，我们对许多野生鱼类物种的捕捞已经完全过度了。然而，这种观点假设鱼只是被动的物体，必须被发现和「收割」（即我上文提到的认识论问题）。另一种概念化的解释是，人类通过机械化捕猎技术捕捉野生鱼类的技术手段其实已经达到了极限。就试图捕猎目前逃避捕获的剩余鱼类而言，经济效益很差，而且由于这些捕猎活动，鱼类无法通过繁殖来「补充」自己，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当然，我们知道，监管控制在防止全球范围内的野生鱼类剥削方面效果有限）。试图捕捉那些稀缺的、耗尽的和逃避捕捉的动物所带来的经济现实，肯定会推动其他选择的可行性，包括集约化养殖。因此，更集中的利用形式，如水产养殖，成为经济上可行的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鱼类抵抗在全球范围内的水产养殖发展中发挥了作用。野生鱼之所以稀缺，不是因为人类找不到它们；它们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它们能逃避捕获。水产养殖通过将鱼「驯化」到封闭的「农场」来解决这个问题。驯化是一种化解动物抵抗的方法，几千年来已经有效地应用于陆地动物。现在它正被孜孜不倦地被应用在鱼类身上。

  水产养殖的兴起不一定意味着更差的鱼类福利后果。鱼类福利因此而得到改善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例如，有更多使用相对「快速」的击晕和杀死的方法，例如用击打或尖刺将每条鱼单独击昏，或使用例如电击这类新技术。就鱼类是否健康被视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言，水产养殖提供了通过集中管理预防疾病和伤害的机会。

  但是，伴随着水产养殖技术的发展，包括那些以改善福利为导向的技术，存在着一个关于阻力和权力的复杂故事。水产养殖有希望通过集中控制的形式，在每一天都能减少鱼类抵抗的影响。这是因为，像其他工厂化农场一样，水产养殖为经营者提供了实施从出生到死亡的控制的机会，使最终产品的管理更加精细。一位专家的评论或许很有说服力：「（鱼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知道它在哪里出生，在哪里死亡，以及它在整个生命中吃了什么。」创新的一个领域是能够通过免疫来控制寄生虫和疾病；另一个领域是对出售的肉的大小和质量进行更多的控制，从而能够生产出更一致的同质化终端产品。这并不意味着水产养殖鱼类缺乏抵抗这种压倒性控制系统的能力；相反，水产养殖试图管理的是本身难以捉摸的种群运动，因此它代表了面对鱼类抵抗的一种集中尝试。正如John Law所指出的关于鲑鱼养殖场的情况，尽管养殖强度很大，水产养殖环境中的鱼类却可以无视控制和检测系统：

  圈养的鲑鱼或多或少都是隐形的。有时你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着什么，但大多数时候你看不到。相反，你能看到的只是5万条鲑鱼中的几十条。这就是矛盾之处。尽管它们被控制了，但鲑鱼也在把自己溶入无形之中。因此，这就是论点。恰恰是因为鲑鱼这种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使得它们难以捉摸。在水下，对于人类而言，鲑鱼也在忙着做它们自己鲑鱼的事。

  这并不意味着，「创造性的抵抗」不能像在其他基于动物的生产系统中一样被利用。与我提出的「自主」抵抗观点一致，我们也可以指出一系列捕捉和利用鱼类自身自主性的技术和工艺。比如目前在水产养殖池中使用灯光来控制鱼类行为的实验。一些集约化养殖的鱼会表现出鳍的损伤，这是由于鱼之间的攻击和表面磨损造成的；这些问题在野外可能不会发生。在一些情况下，这反映了水产养殖环境中相对的「放养密度」。如果鱼群聚集在一起，不在海笼的可用空间内均匀分布，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鲑鱼就是这种情况。不同的研究人员已经试验过使用水下灯来影响鲑鱼的行为，防止聚集，从而减少与高密度有关的问题。这些技术的作用是改变鱼对海笼环境的反应。灯光技术利用了鱼的反应——如对强光的厌恶——并引导它们的行为以提高生产技术的效率。打开一盏灯，一些鱼就会跑开：因此，这种技术利用鱼的抵抗力和自主性来防止鱼群聚集，并提高生产的肉的质量。创造性和抵抗力被引导，继而从抵抗性的身体中创造出听话的身体；也就是说，他们塑造了鱼，使它们以不损害种群质量的方式来使用生产空间。

  在某些情况下，密集型技术利用动物本身的身体运作来作为实现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考虑一下养殖的鱼在运输和屠宰前是如何承受饥饿的。在某些情况下，养殖的鱼会被剥夺几天或几周的食物。鱼类是「外温性动物」，因此在食物消耗方面具有代谢效率；在野外，许多鱼类经常能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长期生存。水产养殖者在饥饿技术中利用了这一特点；他们利用了新陈代谢的降低，以及鱼排空内脏和粪便的事实，从而使最终产品更加理想。当然，这其中的福利情况并不直观。一些人认为，饥饿引起的新陈代谢减缓是对福利有益的，例如能减少攻击性行为。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再次发现，鱼的创造性能量，包括它们自己的抵抗力——至少在生存意志的层面上——被生产过程所利用，且最终被用于生产目的本身。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是人类和鱼之间的互动过程，其中，与鱼的抵抗有关的创新推动了满足人类目的的生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