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灾难、失能和“人-动物”空间政治与身份认同｜专题2：灾难中的非人类动物

本期介绍来自Barnali Sarkar的《Animals in the Locality: Environmental Disaster, Disability and Human–Animal Spatial Identity Politics》。本文指出失能与动物的概念常常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人性”常被误以为具有内在的独立性和理性。而有些生命体则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理性，进而与“动物”联系在一起。由人类中心主义所倡导的“动物-人类”二元论通过将有特殊需要的失能群体归类为“他者”来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否认人类社会对非人类动物的依赖，无视非人类动物的作用。同时处于环境灾难中的原住民被等同于“动物”，被远在他处的全球精英群体视作“情感消费商品”。总之，本研究在探索失能和动物身份之间的联系时，侧重于关注环境灾难背景下的“动物-人类”二元论的动态，通过从“局部-全球”空间差异的角度理解“动物-人类”二元性。

失能与动物

   失能往往与动物的概念相联。某些能力的缺乏，比如缺乏被认为是人类本质的理性和独立性，是失能概念“动物化”的核心，也是被他人歧视与偏见的核心。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给出了失能群体被边缘化和被排除在平等与公平考虑之外的合理性。正如：“失能被视为人性的反面，将失能群体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性与非人类动物联系起来似乎是合理的”（Lundblad，2020）。环境研究和批判性动物研究指出这种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这种区分类似于“种族主义”、“恐同症”等。

但本文认为与非人类动物、失能人士相关的特征，如依赖性、脆弱性，不应被视为排斥他们的理由。人们应打破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界限，重视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应将非人类动物、自然环境纳入文化话语中，消解“人类-非人类动物”的二元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应该是人类、非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在地方社区相互依存。因此，对人类而言，“与地方生态中的一切和谐共处”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理解各种活动和不断演变的社会行为，使它们顺应地方生态，恢复生命支持系统，并建立生态和社会可持续的生存模式。换言之，对当地生态中的人、非人类动物、环境的关注不仅有助于居住环境的改变，而且还将原住民与地方的生态联系具体化。因此，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一方面可以评估一个地区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促使当地社区形成区域性的「生态区」(bioregion)，而不是传统的政治体系。

地方与全球

   在文学作品、媒体宣传中，往往将灾难描述为异国的悲壮事件，将受害者描述为物品，往往有助于宣传他们作为“商品”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被投射到空间上，“熟悉的空间”和“陌生的空间”之间的边界被创造出来。尽管受难居民，及其他们的生活、贫困、身体失能早已在国际上被商业化，但对远在他处的居民而言，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灾难空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空间。正如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主人公戏剧性地描绘了在环境灾难下自己的身体失能和异常行为，及其增强的野性倾向：饥饿时吃自己脚上的死皮，咬人并品尝他们的鲜血，从垃圾箱里与狗抢食物等。因为生态失衡影响了所有受害者的健康和归属感，这种动物与人界限的模糊成为当地受难居民面临的共同情况。从局部与全球视角来看，全球空间代表了具有能动性的精英人类群体，他们决定着受难地区的命运。在他们眼中，当地局部空间中的居民被剥夺能动性，成为“动物”。

地方「生态区」的反抗

   自然、非人类动物、语言和文化的相互联系是许多原住民健康和福祉的基础。健康是环境、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原住民与非人类动物的健康联系是由特定的地方知识加上个人和家庭经验所形成的。

但如上文所述，地方社区的原住民由于“他者化”被视作只能依赖外界输入的失能群体。在此过程中，原住民和当地非人类动物都被边缘化为“低等群体”。全球精英群体剥夺了地方社区的发展权、话语权以及决策权。并当自然灾难发生时，地方社区的一切都被远在他处的精英群体视作消遣同情的“商品”。

所以，应倡导发展了一种包容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以及各种其他实体的文化。这种基于自然-文化共生的地方生态社区不仅打破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二元关系，而且也质疑了精英群体所界定的唯一的社会标准。换句话说，重塑“包容性社区”和维持“生态多样性”的过程应被视为“挑战和打断霸权常态和抵制霸权主义”。正如生物区域主义强调人类、非人类动物、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当地空间中发挥作用。地方社区在与全球保持联系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能够保证当地形成一种能动、包容的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