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物与人的共同体生活

目前，动物主体地位法定化之所以“不可能”，直接表现为对动物完全或限制主体论的不可行，否认动物具有相应要求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但这种理论进路误读了动物主体论诉求的原初意旨，忽视了动物本身不应类人的伦理事实。动物主体化的理论进路并非要在形式上模仿奴隶解放、未成年人教育的人法逻辑，将动物硬性纳入“人”“物”两分的法律体系中，而是要在人类族群内部以最高权威性的规范形式表达对其他生态位族群存在的理性尊重。

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将人类生活的能力看作是诸多种动物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生命感受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可以共通的纽带，理性是认识动物生活的必要工具。因为同情、好奇的感同身受，人们为动物恶劣的际遇而发声。因为理性认识，即便是极端的主体否定论者，也承认保护动物及善待动物的重要性。必须承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能的生物，也需要理解学习社会行为。人和非人动物之间存在区别，但也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非类别上的。

近代法以来，关于人的理性证成诚然无须质疑，但并不意味作为主体人立法下的生活共同体在各种意义上是整全的。面对可能的新兴主体理论冲击，人们还需要检验目前主流法秩序下的各个主体，从康德的伦理哲学开始也许是一个较好的角度。

从人类视角来看，动物缺乏从他者看待世界的能力，意味动物存在严重的伦理局限。但实际上当下关于动物的研究表明，相当多的物种都能运用这种视角思维，包括狗、大象、海豚及许多鸟类。人们需要承认其拥有的理性认识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为人类独有，就此衍生的从他者看待世界的视角思维，物种成员意识的有无，在共同体生活的层面也许并不重要。经过现代医学上神经解剖结构的验证，“理性”和“主观意志”的“黑箱”被打开，人和其他动物相似的神经结构决定了动物也具有相似的功能体验。人类真正独有或超出其他动物的正是更高水平的理性认知，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出族群范围的世界视野。这种高屋建瓴的立法能力，理应去寻求共同体的好生活，更高层次的理性认知应当使人们意识到其和其他动物生命“同呼吸，共命运”，站在团结、保护和救济其他自然生灵的立场上，而不是决绝地与其他动物划清界限。

除却对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过度迷思，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还有很多，摆脱语言的虚假幻觉和反身性的自我觉知同样困难。但语言的表达并不为人类独有，人们只是缺乏与动物的对话能力而已，尽管这种对话障碍随着人们对动物研究的深入似乎不再存在。人们似乎可以更有力地回答否定论者的“对话障碍”难题，即“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追问。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涵盖动物世界所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人类科学水平和文化需求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过往较为陌生的动物世界的研究发现。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动物，都在按照各自的方式谋求生存与成长。人们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了解到某种动物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动物专家长期的研究之后，可以说，“子非我，我确知鱼之乐”。这种对动物的专业研究，可以抽象出一种超越自然阶梯观的深刻理性。也正是这种高度的理性认知，人们得以认识到如何对待动物，如何与动物在一个生态共同体之下共同生活。正如玛莎所言，人们确实不能指望动物参与议会程序、法律起草、政治选举、提起诉讼等，但这并不意味它们不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塑造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而动物完全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尽管它们需要人类一点儿法技术上的支持。

从动物性到理性的反思，在理论上共同体生活的建立成为必要。面对这种可能的人与动物的共同生活，人们必须面对人与动物之间直接而尖锐的冲突问题，这也是否定论者对动物可能的主体地位的直接否定，即“吃与被吃”的问题。对于任何关于动物权利的讨论来说，这无疑是最关键且紧迫的挑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停留在伦理上的道德争辩，缺乏法哲学上的清晰性。如果将动物直接视作客体存在，人与动物的关系停留在服务与被服务、利用与被利用的状态，当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纠纷乃至法律难题。一如康德所言，人们“在等级和尊严上完全不同于物品（比如非理性的动物），我们可以按我们的喜好随意处置它们”。但正如人们一直坚持的，动物保护的必然要求和其本身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它们应该作为有体验的主体而存在，人与动物的共同生活也远远不止食物链上的生态关系。

“吃与被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往往是因为将被吃即杀害看作是对主体性的彻底否定。因此在理论上人们或许应先考虑主张“在某些条件下允许杀害动物”的功利主义者的意见。如果为了某种有用的人类目的，人道地杀害动物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不仅是“肆意地”杀害——无论是施虐还是为了娱乐。这至少为杀死某些动物留下了道德上可接受的空间，毕竟“猫吃鱼，狗吃肉”。如果一味地否认人对动物的食用的自然正当，那么我们讨论的动物具有的主体可能性也就出现了自然生活上不可能克服的悖论，这种偏执会进一步认为动物之间的相互捕食存在更大范围上的“伦理”问题，这无疑是不可接受的。依据弗兰西恩“对同等事物予以同等对待”的平等考虑原则，人们完全可以提出否定论之否定的观点。申言之，人与其他动物相比超出的力量包括科学技术和智力认知，同样适合于动物世界的生态竞争，人们既然能够接受动物中的弱肉强食，为什么不能接受人在动物的生态位中对其他动物的捕食？

避免对各种动物的死亡伤害，降低死亡的痛苦，伤痛抚慰或中断死亡，如所谓的无痛处死和更为人道的生产养殖，这些当然在动物保护中相当重要。但这还是回避了根本意义上的问题，即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的弱肉强食的“你死我活”问题。动物死亡过程中的人道关照并不能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不如坦率地直接开展对动物死亡的价值判断和法益比较，以及应有的损害补偿考量。“人对动物的食用”作为一种动物意义上的“道德”，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而不是对主体性的否定。自然状态中各生命主体之间的生存冲突决定了个体只能对自己负责，为自己的生活而自保。而法秩序下的共同体生活应致力于法益价值比较下某方“牺牲”后的补偿救济，并确认这一秩序的运行。直白的“吃与被吃”问题正是生命利益之间的直接冲突，在此需尊重动物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类自己，就必然要求人可以吃其他动物，如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与羚羊，羚羊与野草。死亡不能回避，人类生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本来就存在众多沉默的牺牲与残酷，其他动物当然也一样。

在承认“吃与被吃”的自然正当后，如何将“人与动物的主体性冲突问题”投入法哲学的重要话语体系中？悲剧性困境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思想线索。悲剧性困境中的法律张力，正是多方权衡代价和收益的相关问题，是多元价值和法益的相互冲突，是各种被法律确认的利益之间的博弈。理解了悲剧性困境后，人们也许就能正确面对人与动物在生死冲突之后的生活世界。“吃与被吃”作为生物生活的必然要求，是生命实现个体生活的最为基本要求，是生命主体间生存的力量较量。在明确了生命的自然伦理后，人们就可以进一步回答动物与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

（二）动物主体性的法律确认

本文以动物立法的视角辩证看待法律主体理论内部的冲突，并不试图去重构所谓的现代法律主体理论，也无意挑战理性与自由意志在现代社会法律主体资格的基础性地位。但以动物的法律地位为分析对象，就需对当下法律主体理论及相关立法制度进行解释论上的检验。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实在法的角度，主体理论的现代构建离不开对理性与自由意志的辩证否定，而这也为动物法律主体理论的构建可能扫清最后的理论障碍。这意味着，法律主体性不再必然依附于传统的人类理性标准，而是建立在感知能力、利益保护等更广泛的伦理基础之上，从而为动物权利的法律承认开辟新的理论路径。

从法学理论上讲，主体资格范畴的内涵与其说是一种精确的“定义”，毋宁说是一种“描述”，这缘于该范畴在法学思维上属于“类型”而非“概念”。因此，作为一种类型式的表达，作为法律主体，其中包含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是开放、流动的。权利与义务的两分存在可能，基于“类型”的要素变化，“法律主体”以“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责任主体”“权利兼义务（及责任）主体”等不同表现形态并存。进言之，“某种实体可以成为法律主体”中的“可以成为”，其要素具有“直接成为”“依据法定代理人的意志成为”“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依据意定代理人和自身的意志成为”等表现形态。就动物而言，它们无疑可以“依据法定代理人和自身的意志成为”法律范畴上的主体。这解决了动物与人之间身体能力上的差异问题，动物的义务履行往往也需要人的协作，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责任能力的可能。格雷指出，仅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仅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者，仍然是主体。当下失权制度的普遍存在与广泛应用，证明权利能力制度中隐含的平等观念根本未实现，也没有必要实现，现实是每个生物人都是法律人，他们彼此间的人格大小不一。不是所有法律主体的实体在相应的法律关系范围内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和责任。对动物的权利能力和义务应当给予理论上的“松绑”。正如未成年人、法人等特殊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差异性，动物的法律地位也可在“有限主体”框架下得到合理界定，既承认其基本权益，又避免机械套用人类法律主体的完整权责模式。这种差异化的法律定位既符合现实需求，也能为动物保护与人类责任的平衡提供更灵活的法律工具。

支配法律主体制度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正是出于这种偏见，人们不自觉地不断尝试使法律主体与自然人的概念相吻合，验证其适合程度或符合程度。但从更宏观相互关系的角度看，人和非人动物更应该被理解为相互依存、非等级的共同利益共同体。至少此相互关系的视角弱化了人与非人动物、自然之间的对立，作为过度功利的旧民法观念的解毒剂。亚历山大（Alexander Nékám）认为，唯一使某物成为权利主体的是它被社会看作一个需要并应得到社会保护利益的实体。他主张以“法律实体”取代“自然人”“法人”和“权利主体”的概念。在这个视角下，法律规则的主角变成了利益主体，不再是采取法律规定行为的人即主体理性、自由意志的要求与主体资格脱钩。由此，意志作为法律主体资格基础的作用被削弱，使主体资格向未出生的胎儿、死者、人类后代，乃至动物及自然开放成为可能。

基于制度史考察，可以看到实在法对法律主体的不断扩张，使所有生物人具备法律主体的资格，如确立了欠缺理性之生物人如婴儿、严重智障者、脑损伤者、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等的权利能力制度。此制度的确立显然不是因为欠缺理性的生物人具有自由意志，这本质上是“人值得被法律尊重”观念的确认与贯彻的结果。如果严格贯彻康理哲学的“理性主体才是道德主体和法律主体”的原则，上述生物人似乎应当因其不具备可以理解和承担义务的理性而被法律排除在外。显然，伦理哲学无法周全地说明这一法现象，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上述主体资格的承认，并不是对其自由意志的认可。

根据恩格尔哈特的观点，欠缺理性的生物人之所以享有相应法律权利，出于功利主义考虑，是为“保护社会意义上的人”，尽管后者可以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无理性人作为法律主体，无疑是具备实践理性或自由意志的共同体成员协商确认的结果，是其他的理性法律主体一致认为应该给无理性人生命、身体完整等基本权利，划定他者不得入内范围的产物，这也是给所有理性人确立的义务。可以说，赋予欠缺理性的人以权利的依据，不能缺少道德共同体中理性成员的纯粹实践理性。法秩序共同体的建立，当然需要纯粹理性和相应道德义务的构建，但构建标准不等于准入标准。无理性的动物保护，就法技术和逻辑而言，并不排斥纳入这样的法律共同体。反复追思绝对高度理性及自由意志的法学幻想，坚持相互平等的对话才能共存的契约要求，是不可预期也必不能实现的童话。

可以想见，承认动物享有自由权和生命权，这些权利在概念上没有障碍，过往较多“荒唐”的动物诉讼已然证明其在事实上可行。考虑到动物生活在人类世界遭受的不正义，人们至少可以确定基本的动物正义，即让动物以其本来适应的方式生活，各得其所，是其所是。如何实现这种动物正义，须从法律主体理论的动物化解释论展开，这是软弱的动物福利理论力所不及的。

（三）面向未来的动物保护立法

法律的演绎不同于情感和道德伦理的思路，不能直接以“人们需要保护环境，关爱动物”而盖棺定论。法律体系的自洽，在新兴主体的挑战面前，必然面临一种新的变革，至少从逻辑上并非不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动物等其他实体。既然逻辑上可以，法技术上可行，为什么直到如今仍存在此伏彼起的争议？固有的传统观念不应阻止人们进行法律上的探索。伴随“去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在时代变革中对各制度场域的渗透，通过将生物多样性主张纳入环境法典的方式实现生态法典也渐成潮流。以《民法典》为代表的部门法及其相应法体系，对动物法律地位的重设将展现示范作用。

1．动物保护与动物实际生活结合

当人们考虑一种动物需要和应过的生活是什么时，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其典型生活形式。人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人与动物的共生问题，而不是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随着“人类世”的到来，绝大部分动物生活在人类可影响、支配的空间里，但野生动物明显没有演化到足够与人类共生的地步。野生不意味着共生，很大程度上动物往往被动地配合人类的生活空间而活动。至少动物族群的加速灭绝及生态环境的非正常恶化已经足够证明上述论点，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除人类外其他动物具有影响超地区外环境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学上的动物概念不能直接等效立法保护的动物范畴。以民法为例，民事法律对动物特别规范的价值在于，作为民法调整的对象参与民事生活，对动物进行限制与保护。只有明确了法律调整的对象，才能谈及之后有效的法律问题。本文提及的动物这一范畴，某种程度上存在理论指向的模糊，但这是为了完成理论前提建设的论证方便，并不意味动物保护实践时忽视不同人与其非人动物的实际生活联系。涉及具体的动物保护，必然应当对动物保护对象进行科学分类。

有观点认为，动物区分主体论存在正义原则拷问的难题。如陈本寒等认为，这种限制性意味着不平等，本身是“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无奈妥协”，是对正义原则的误读。在动物之间，甚至于人之间的不平等，只要符合其应得的，就是一种正义，保护也就成为了必要。人与动物之间的力量强弱当然是不平等，动物与动物之间同样如此。易言之，动物种类的不同，其法律保护的程度与范围均会不同。人与动物世界是一个多物种社会，动物种类的多样意味着存在对部分动物特殊的伦理责任，类似于对婴幼儿与认知障碍者的特殊照顾，需要由制度和法律来执行。为此，“野生”一词在法律保护中的意义，意味着野生动物的管理保护责任归属于自然动物保护区的机构单位，区别于伴侣或家养动物。

动物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注意到了保护对象分类的重要性，从当下动物相关立法来看，立法者已然看到了动物保护过程中对动物类型化的必要。进言之，野生动物、伴侣动物、农场动物等不同类型动物存在不同的保护路径，动物保护的责任单位不同，保护方式也不同。如《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608条将动物划分为驯化、野生或未驯化动物及家养动物。由此可见，虽然对动物保护的类型化分类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但对其进行分类和区别实践是必然的，赋予其（弱）主体的法律地位并不妨碍对其保护方式的不同。

从法体系的形式看，作为重要部门法的民法尚未对动物相关立法进行全面的更新，与之形成法体系的综合性的《动物保护法》当前也没有提上立法议程。专门立法除《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配套立法相对完整外，缺少对动物的细化分类，有关伴侣动物、实验动物、农场动物、工作动物、表演动物的分类单行立法几付阙如。在法体系的内部架构上，应当以综合性的《动物保护法》为基本法，以伴侣动物、实验动物、农场动物、工作动物及其他动物等各类单行动物保护法为主要内容，以配套细化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为补充。在法体系的外部关系上，动物保护法律体系还应当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相关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规范的充分衔接。徒法不足以自行，遵循着民法典关于动物保护的规范理应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并考虑司法与执法的实际。这不仅需要立法技术的精细协调，更要求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通过司法解释、行政执法指南等配套措施，将动物保护理念切实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实践。

2．适当承认动物的法律主体及其相应的法律地位

现有的动物保护立法大多停留在将动物置于法律关系客体的位置上，主张动物客体的动物福利主义，一方面提倡动物有其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按照这种利益对动物加以道德上的考虑，存在道德上的精神分裂症。动物福利主义在理论上的摇摆和矛盾导致在现实中面临人与动物福利冲突时会牺牲动物来保障人的福利，屠宰用动物、药用及实验动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例证。坚持动物福利主义的立场并不能解决动物保护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人与其他动物的和平共处，并不是武断直接地赋予所有动物积极的动物权利和主体地位。至少在动物保护方面，人们应当首先试图减少可直接由人类自由随意支配的客体范围，把部分动物，尤其是伴侣动物或宠物等具有重要自然价值的动物，从客体的范畴内排除。尽管这也存在理论退让的嫌疑，对于非人动物的保护救济不能仅涉及“野生（珍稀）动物”“伴侣动物（宠物）”，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对不同动物的认知和相应保护方式的不同，与人更息息相关的伴侣动物或宠物及经济价值过高的野生濒危动物，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有效的保护，这是动物保护的第一步。同时，动物与民法上具有人格利益或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显然也明显不同。第一，就后者而言，无论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还是以“精神利益为内容，其本身负载重大感情价值且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物品”这样的相关物，其存在价值的本身来源于“人”的情感投射，同时其规制定义往往是为了确定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同样从立法目的上反观前者，动物是否为物？即便是从持坚定否定论者的立场上看，对于动物“物格”的确定也会从其伦理考量出发，在保护动物的共识下承认动物的相关利益需要得到保护。否定论者也认为，同为有生命的物种，人类时常对动物表现出特殊的情感，以至于人们的法律和伦理规范常会将动物与无生命的物区分开来。这是在界定民法上具有人格利益或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时不会考虑的视角。第二，就动物主体的肯定论者而言，对动物价值的肯定更多是动物存在本身，而不是人的情感投影。第三，有无生命是动物与民法上这类特定物的关键区分，也是最本质上的区别。自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动物去客体化以来，对动物本身价值的愈加肯定，更使其与上述特定物之间的距离，比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远矣。这种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差异，决定了法律对动物的特殊保护不应停留于财产权范畴，而需在尊重其生命属性的基础上构建独立的规范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在承认动物法律主体地位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动物福利论的理论阻击。从保护动物的动机上看，动物福利论具有迷惑性，与动物主体论在动物保护的目标上基本一致，即致力于满足动物的物质、行为和心理需要的生活。动物福利论者的立场往往不同于动物主体论者。前者局限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基于人的根本利益的考虑而在理论上作出某种改进和自我反思式的进步，本质上仍然是为了人。这就意味着在既有的框架内是不可能承认动物权利或其相应主体性地位的，但出于保护动物的基本社会共识，将动物放置于特殊的“物格”则是动物福利论者在理论上的让步。将动物区别于一般物的特殊“物格”等类似理论不仅是多数否定论者的观点，同时也和动物福利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亲缘。

正如“动物的所有人”一词在语义学上否认动物的主体地位一般，“福利”一词与“权利”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意味着动物所得福利待遇是人类给予的，动物不过是被动接受的客体，显然与“权利”的主体性要求相异。权利主体的主张因为法律而受到支持，与被动接受福利所处的立场完全不同。权利的基本属性在于其目的性，在本质上否定了工具的客体性。站在人类道德高地恩赐的福利，只能让动物待遇继续在工具论的范畴内优化。

不难理解，动物福利论者确实可以在工具论的前提下提供动物保护，提高动物的福利待遇。当前对于动物相关立法的结论往往寄托于动物福利，以此来改善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但只要还在这一框架内讨论问题，就不可能有根本突破。正如美国的《动物福利法》常因政府立场而存在政策性的时效缩减，所谓的福利出于社会经济效益考量而被轻易放弃。易言之，否定论者的“物格”理论及由此衍生的动物福利论并不能够提供对动物生活的确切保证，尽管上述观点贴合人们的理论惰性，而法体系的稳定性为其找到了借口。“动物不是物”的世纪宣言并没有因为特殊物的特殊而有所进展，反而这种等同于“概念美容”的特殊“物格”之赋予，将动物重新推回到“物”的客体位置。

对动物赋予主体性权利并不是法学理论上的牵强附会，反而是对主体资格的重新解释。动物主体论者至少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重新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乃至摆正生态环境中人的位置。强调动物保护的法律地位主体化，显然是因为在法律实践中，通过它者的外部诉求，即基于动物和物种之生存的保护和救济来缓和人与动物，乃至人与世界的关系，更有利于关于动物保护的生态法治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诉普利兹克案”与“野生动物保护者诉卢汉案”，一正一反，为人们提供了明确的实践证明。无诉讼，则无救济；无救济，则无法律上的保护，这是“福利”无法企及。

3．动物的“代理”可能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无法直接干预“大雁南飞”的动物行为。在动物法律地位的问题上，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解决问题最终实践的承担者还是回归到人。正是通过人，才能真正实现动物事实上的有效保护。控制和规范人类的行为是法律的功能，在承认动物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人们须通过人的义务扩张理论设想和规则设计实现对动物的系统保护。

本文不再试图去讨论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在确定侵权责任问题上，由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是合理的，至少从责任能力的意义而言，动物对人的物质赔偿仍需要人来完成。当谈论动物的法律责任时，物质上的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动物未尝不能承担，尤其指涉在伴侣动物上时。另外，如今婴幼儿及严重的认知障碍者当然被视为拥有自己权利的法律主体，尽管他们也需要临时或永久的其他协作者如监护人相伴才能行使他们的权利。以此类推，“动物的政治投票”看起来过于夸张，也被否定论者津津乐道，但通过恰当地利用同伴关系、协作、代表的方式，将动物尤其跟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的伴侣动物，在生活中表达的偏好和要求转化为政策，至少在法律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动物被虐杀、残害等时，法律应当如何规制。当动物被虐杀或残害时，应该赋予非所有人或非法定义务人保护诉权，以更好地实现对动物的保护。为此，可以从自然人和法人团体两个层面进行借鉴讨论。有关自然权利诉讼案的主要形态有如下几点：一是代理人即监护人模式；二是信托人模式，即作为自然物的受托人，由团体或个人为原告；三是自然物及其受托人作为共同原告模式；四是准无权利能力财团模式，即管理人保护团体作为代表人。作为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成员，动物的法律保护未尝不能借鉴相关代理制度。

有学者认为，可由动物保护机构代动物行使其权利。可这些机构实际上如何行使，是否具有作为动物代言人的特异功能？对动物主体性地位持否定论观点的学者，往往停留在提出问题，并将之推往较为极端的立场。随着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对动物广泛且深入的科学研究完全可以保证对某些动物对象进行合理有效的“鱼所欲也”的保护。因此，对于“动物是否被尊重、被合理保护”问题的争议，已经不会也不应仅停留在哲学上的思辨。